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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着历史遗存 感受杭州悠长的科举文脉
发布时间:2019-08-26 19:35:35 星期一   

又是一年高考季。每到这个时候,高考都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。 高考,记录着一批批莘莘学子的人生轨迹,承载着无数学子的青春梦想,也成为很多人改变命运的契机。

有人说,“科举就是古代的高考”;也有人说,“高考是科举的延续”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,从隋唐到清代,科举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。科举制通过对用人制度的改善,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,既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,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。

杭州自科举制度推出后,历代名人辈出。于谦、贺知章、田汝成、董邦达、袁枚、龚自珍……在杭州历史上的3366名进士中,或博学多才,书画名世;或忠君爱民,为治世能臣;或解危济困,乃国之栋梁。在杭州,更有着孔庙、三元坊、状元馆、奎元馆……这些与科举制度存在着密不可分联系的历史文化遗迹,直到今天,仍然持续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杭州博物馆馆长杜正贤:科举制对杭州经济文化的影响 既深且远

隋王朝建立后,于开皇九年(589年)废郡置州,“杭州”之名第一次出现。并桐庐入钱唐县,下辖钱唐、余杭、富阳、盐官、于潜、武康六县。州治初在余杭,次年迁钱唐。开皇十一年,在凤凰山依山筑城,“周三十六里九十步”,这是最早的杭州城。

唐代以来,杭州社会经济持续发展,这为科举的勃兴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。据文献记载,唐朝还没有正规的官府学校,唐代杭州共有31人通过科举取士。直到北宋真宗年间,杭州知州李谘重修州治子城通越门外至圣文宣王庙(俗称孔庙),并增置学舍数十间,方为官学之始。南宋迁都杭州以后,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(1131年)命建府学,移至今杭州孔庙址,历代屡次扩建,历经800余年直至科举结束。

南宋,杭州为临安府,设有太学、武学、宗学、临安府学等多种官学机构,杭州成为全国教育中心。由于当时南方经济较发达,明清时期,杭州还出现了大量的官办、民办书院,如万松书院、诂经精舍、敬一书院等,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
南宋以降,杭州的文化特色非常明显,首先体现在建筑上,像位于劳动路57号的杭州孔庙(碑林),建筑格局规整大气,风格古朴典雅。展示内容主要包罗孔子圣迹、儒学文化、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及碑刻陈列等。这些历史的遗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且十分珍贵的。其内收藏着唐至清代各类碑刻500多石,有帝王御笔、地方史料、名家法帖、人物画像、天文星图、水利图刻等,其中以宋高宗赵构与吴皇后手书的《南宋太学石经》、贯休的《十六罗汉像刻石》、李公鳞的《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刻石》以及五代的《五代石刻星象图》等最为闻名。

除了府学,南宋王朝在绍兴八年(1138)定都临安之后,在城内陆续建起太学、宗学、武学、医学、算学等中央学校,使临安成为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。在庆春路延安路交叉口、浙大湖滨校区内的“红楼”,老杭州们几乎无人不晓,这里原是岳飞府邸,绍兴十二年(1142年)建立太学,作为南宋最高学府,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有“规模宏阔,舍宇瑰丽”的记载。

此外,因为重视文教,杭州的刻书技术非常发达。北宋、南宋年间,国子监刻印的“监本”,成为全国各地官府印刷的范本。南宋临安府的官刻、私刻作坊的雕工、制版技术,位居全国第一。从南宋到明清两代一直到民国,杭州都是出版业重镇。目前我国留存的宋代刻本,绝大多数都是当时杭州流传下来的。

杭州地区私人藏书丰富和科举兴盛也有直接关系。最早有三国时期的范平,宋代更加昌盛。钱塘人钱惟演,家藏书极富。又如,清代钱塘著名藏书家丁丙,藏书八千种,总数共达三十万卷,号为“八千卷楼主人”。丁丙不但热衷藏书,对公益事业也颇为上心,太平天国后文澜阁被毁,他与兄丁申不避艰险,四方搜寻和收购、补抄,得书近万册,至光绪十四年,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基本恢复原貌。杭州私人藏书楼、馆对保存浙江古籍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杭州博物馆就保存有《文澜补书图》等一批当年“八千卷楼”旧物。

从唐代至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实施科举制度的一千多年期间,杭州地区出现了大批科举名人。我之前编辑《杭州古代科举》一书,统计杭州地区历代登科进士多达3300余人,占全国3%以上,成绩斐然。这其中,有不少家喻户晓的政治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。例如,宋代的科学大师沈括、明代的著名军事家于谦、政治及文学家田汝成、清代的思想家龚自珍等。另外在杭州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文豪白居易、苏轼也都是通过科举入仕。

尽管科举制度在1905年已被废除,我们现如今的考试内容也一直在变化,但通过考试这样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来选拔人才,仍一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,同时,这样的方式对于我国周边国家、甚至欧洲国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谱牒研究专家马善军:细数杭州科举人物 为官治政 读书为要

“朝为田舍郞,暮登天子堂”是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和梦想。在中国古代,普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,唯有科举这一条路,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”正因为如此,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前赴后继地参加科举考试。读书人学有所成,考取功名,通过读书做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,这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成功人生道路的写照,它所体现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,即“学而优则仕。”

仔细查阅杭州历史上的科举人物,从状元沈晦、钟骏声到榜眼蔡廷衡、许乃普,再到探花洪昌燕、进士龚自珍、戴熙、举人孙士寅等,基本都入仕为官。

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,业余时间对乡土历史和谱牒文化多有关注和研究,发现每一部家谱都通过记载众多颇有名望、功绩的宗亲来凝聚亲族、彰显声誉、激励后辈,其中大多是身有功名之士。这几年,我查阅了《戴氏迁杭族谱》《仁和龚氏家谱》《高阳许氏家谱》《平阳汪氏迁杭支谱》等杭城的13部家谱,以及《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》等文献,先后收录了杭城的许、陈、戴、金、冯、王、孙、钟、汪、姚、蔡等26个姓氏的科举人物,并逐一抄录到纸上,于2016年按照资料来源分好类别,打孔穿线,整理成册,编成《杭城科举人物汇编资料》。

古代科举制度,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和通道,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进士出身的包拯、举人出身的海瑞……都是古代清官,深受人民敬仰,后被民众尊为“包公”“海公”这样的称呼。之所以称呼他们为“包公”“海公”,这里的关键是一个“公”字,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意思,一方面是人民崇敬他们的尊称,另一方面是寄托着老百姓的一种期望,那就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或是希望当政为官者像他们一样大公无私、廉洁奉公。

杭州的龚自珍一生忧国忧民,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。翻开《仁和龚氏家谱》就会发现有这样一条家训“不论所执何业,而居心必归于正;为臣为子,忠孝其大端矣。如求名,不可走苟且侥幸之路;求利,不可行虚伪欺诈之事。不正而得名利,此身不能久享……”。龚自珍就这样秉持公心正义,满怀爱国之情,写下了许多主张变法革新、振兴国家的诗文。“九州生气恃风雷,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以此揭露社会弊病,抨击官僚制度,给人以鼓舞和激发。

去年8月,杭州各大媒体报道了题为《杭州江干接到一跨越时空的“寻亲信”寻找孙士寅后人》的信息后,我利用业余时间,查阅了《钱塘孙氏宗谱》《杭州府志》《两浙輶轩录》《国朝杭郡诗辑》等文献,终于找到了孙士寅的有关资料。孙士寅,钱塘县学生员,年十七考中康熙己卯科举人,后任云南省平彝县(即今富源县)知县,勤政爱民、清正廉洁,离任时囊空如洗,竟无途银,老百姓自发筹捐,涕泪相送,但他分文不取,遂将心爱的古琴鬻为路费。民众为其清廉所感动,自发刊石竖碑,感念这位杭州籍举人不远千里治理国家边陲县邑,并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感情的清官好官。我将有关于孙士寅的家谱资料、科举记载以及他留下的诗作收集起来,整理成《清官孙士寅及其家族后人孙智敏资料汇编》,以此丰富清廉文化建设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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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涌现众多科考人才的同时,杭州还有许多与科举相关的典故与故事,大到地名,小到糕点,很多还都能和一些历史文化名人扯上关系,至今脍炙人口。

【杭州孔庙】

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劳动路57号的杭州孔庙(碑林)原为南宋临安府学所在地,始建于宋高宗绍兴元年(1131年)。此后府学除焚毁重建或规模增扩外,至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废科举制度后,一直是杭州的官办学府。

【三元坊】

明代淳安人商辂(谥号文毅)居于此。商辂连中乡试、会试和殿试头榜,为明代科举考试中唯一“三试”皆为第一名之人,先后任翰林院学士、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,为人正直,体恤民情。明正统是十四年(1449)“土木之变”后,与于谦一起反对南迁,主张抵抗瓦剌。时人曾在此建青石牌坊,上刻“三元坊”(取其“连中三元”之意),巷因此得名。

【状元馆、奎元馆】

科举时代,杭州有很多食品是与“状元”“奎元”等彩头连在一起的。

状元馆创于清同治九年(1870年)在盐桥开设,因附近是文人集中的贡院,清时原为科举考场。相传宁波考生来杭赶考前曾来此馆用餐后中“状元”故送匾予以赠谢为状元馆,状元馆因此而得名。现在状元馆位于河坊街87号,历经135年的历史。

奎元馆面店(简称奎元馆)1867年(清同治六年)创办于杭州,创办人系安徽籍人士,姓名无可考证。该店虽几易其主,但其经营面条的业务始终未变,且以历史长、规模大、特色鲜明而饮誉国内外。

来源:杭州日报    作者:    编辑:张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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